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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没有原则的日本人  

2008-12-06 17:05:35|  分类: 勿忘国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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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。

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- 春天 - 春天的博客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是相对性,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、对与错。

对于什么是正义、什么是非正义?什么是善的,什么是恶的?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 ?诸如此类的问题,日本人很少去想,也很感到头疼。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,交给天皇去考虑。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,那就是标准。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,那么什么就是善的。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,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,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。 

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“十戒”这样的信条,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,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,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,他们认为,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,死后通通成佛升天,所以,生前作孽,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。良心这个概念,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,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,使灵魂得到安宁。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,什么心安理得,什么良心谴责,通通的没有。在他们看来,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,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,良心是否安宁,并不重要。

作家余杰到日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。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,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,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。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,他极其平静地说:我记不清在中国强奸过多少妇女,反正一有机会就强奸中国女人。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强奸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,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,强奸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。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,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,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。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,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,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。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。

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也属于相对主义,它是针对具体的关系而不是强调抽象的原则。在日本社会里,并没有一套普遍的伦理标准,却有全世界最复杂的繁琐的具体行为规则。日语中有复杂的敬语,就是它的表现之一。

面对不同的人,日本人随时准备了两张面孔,对上级和权威,他需要极其客气;面对藩属和下级,他表现得傲慢而严厉。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贯的标准与价值,日本人反而会无所适从。

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。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。在日本的佛教中,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。当日本武士杀人时候,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:畜生,为你超度吧!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,焉能结出善的果实?

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,也没信仰追求,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,没有精神痛苦。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,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,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,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。

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,如岸信介之流,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,是甲级战犯,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,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,昔日的仇美派,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,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。要是在德国,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,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。

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:老上海人都知道“伊藤先生”这个称呼,伊藤是日本的大姓,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,在那些日本店铺里,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,热情、礼貌、周到细致,因此,老上海人说到“伊藤先生”,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,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。可是,“一·二八”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,这些“伊藤先生”却都变了脸,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,比日本军人还血腥。

这就是不受宗教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日本人的个性。

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响的中国人,最看重自己的人格,出卖人格和尊严,最为中国人所不耻。而日本人不受这个束缚,他们内心中没有缰绳,只要自己的坏行为不被别人知道,就不必烦恼,自我忏悔只是徒增烦恼,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干的事情。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,却没有赎罪的仪式。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,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行动并相互支持时,日本人就会轻松愉快地干任何事情。如果当他们觉得做的事情正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,那么他们就更加没有顾忌了。

日本战败后,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,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,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,一风吹了,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,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。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,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,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。

著名日本人研究专家、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《菊与刀》一书中提出,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“耻感文化”,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“罪感文化”。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,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。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,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自<读者> 2008年第24期 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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